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日表示，原定于17日至27日举行的韩美“乙支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日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方面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联合军演的表态。
在本次军演启动之际，韩国政府再次释放加快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明确信号。针对缩减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韩国外长赵显表示，此次缩减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
李在明希望任内完成
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8日主持国务会议时强调，为进一步增强韩国自身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既定计划，在其任期内、即2030年6月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李在明政府推动移交，既是韩国政府“自主国防”理念的延续，也体现其有意调整美韩同盟政策。
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长期被韩国进步阵营视为“自主国防”的核心议题。二战之后，韩国将本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移交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1978年美韩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战时作战指挥权由美韩联合司令官掌握。1994年韩国恢复和平时期作战指挥权，但战时作战指挥权至今仍由兼任驻韩美军司令的美韩联合司令官掌握。因此，韩国进步阵营长期将此视为韩国军事自主性不足的象征。
从卢武铉政府到文在寅政府，韩国进步阵营曾积极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2007年美韩曾商定于2012年4月完成移交，但迟迟未能实现。
李在明政府推动提前移交，一方面具有延续韩国自主国防政策的政治含义，另一方面也与韩国军事实力和国防工业能力增强相关。近年来，韩国持续扩大国防投入，加快发展远程打击、导弹防御、情报监视侦察等能力，并积极扩大国防工业出口。
同时，李在明政府正在尝试重新定义“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政治含义，即从过去容易被理解为“削弱美韩同盟”，转化为“强化韩国防卫责任、巩固美韩同盟关系”。去年11月，李在明会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时曾表示，在其任内提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韩美同盟。
美韩分歧在移交日期
对于韩国希望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美国总体上并未否定这一方向，但更加重视既定条件是否得到充分满足，而非单纯设定一个具体日期。
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必须以美韩双方共同制定的条件为依据，不能为了配合政治时间表而降低战备评估标准。相关讨论应重点考察美韩盟军是否真正具备组织、资源和训练能力。布伦森去年4月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表示，“政治权宜之计不应凌驾于实际情况之上”。
由此可见，美韩双方目前的主要差异并不在于“是否移交”，而在于“何时移交以及以什么标准移交”。韩国政府更倾向于压缩时间表、尽早完成移交，而美国军方则强调必须完成军事能力验证。
目前，韩国政府正推动进一步明确移交的目标年份。李在明政府此前已提出在其任期内完成移交，近期则逐渐将讨论范围向2028年甚至最早2027年推进。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伯今年6月表示，双方将在今年11月的美韩安保会议上，围绕相关事宜进行深入磋商，并基于磋商结果向两国首脑提交方案。
从目前情况看，战时作战指挥权能否提前移交，主要取决于韩国军事能力建设及未来联合指挥体系的构建状态。一是韩国能否按计划完善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侦察、精确打击、导弹防御等核心军事能力，为承担更大的联合防卫责任提供支撑。二是美韩能否就未来联合指挥体系的具体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进一步达成一致。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美韩仍将维持联合指挥体系，并由韩军上将担任未来联合司令部司令、美军上将担任副司令，但双方在下属各军种指挥机构的设置、指挥关系及具体职责分工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协调。
长远来看，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将不仅改变美韩联合防卫的指挥结构，也可能推动美韩同盟由传统的“防卫型同盟”向“韩国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美国提供战略支撑”的新型同盟模式转型。因此，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实际上也将成为观察美韩同盟内部责任分工变化以及韩国地区安全角色调整的重要窗口。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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